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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财富的暧昧导致社会不安

2019/10/9 22:32:00

对财富的暧昧导致社会不安

 

请我参加“财富与文化”论坛,我有点惶恐。在座的都是金融界的大腕,我教的是古代文学,外行。我就谈一个老旧的话题吧,就是社会分化,社会不安,跟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。这跟会议的主题倒也是相关的,因为它既是财富的问题,也是文化的问题,跟移动互联这些主题也联系在一起。

 

我在学校里教书。这种生涯有一点有意思的地方,就是看学生的分化。大学生进来的时候,家庭背景多少有点不同,但个人之间彼此相差不大。做老师的看着他们,会想将来这个孩子会怎样,那个孩子会怎样;十年二十年一过,全都不相同。这后面有很多的社会因素起作用。

   

分化后的不安

    

说一桩很具体的事:有一天,我的一个老学生到学校请我吃饭。他是做房地产的老总,企业有点规模。正好另外一个学生也在,是留在学校里教书的,那么就一起吃饭。都是我教过的人,一个是卖房子的,一个是要买房子的,说起房子就各执一词,毫不相容。我在边上看了半天,然后说:你们想起阶级斗争理论了没有?

 

当然我们现在避免说“阶级”,我们说社会阶层。这个社会这么多年发展下来,社会阶层的分化,确实是很明显的。而这种阶层的分化,带来了很大的不安。

 

本来中国社会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阶层。上世纪50年代以后,这种阶层差别逐渐被填平了,人们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。到了70年代后期,开始走一条新的道路,社会发展了,财富增加了,同时,社会再一次形成了不同的阶层。

 

这种由社会分化所造成的不安宁,比那种原本就有社会阶层存在的社会类型,比如说美国、日本,虽然都是有贫富差异,但它的不安要更大。为什么呢?因为很多人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里,从大致平均的状态掉落到底层去的。

 

刚刚上半场的演讲里面,我注意到的复星梁信军讲到的数据,他说中国人的储蓄总额虽然非常高,但它集中在一部分人手里;占人口10%的人,他们的储蓄额占总数的57%。另外一个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,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.473,这个表明贫富差距的指数,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。

 

表面上看,在社会稳定发展的时候,这种不安好像不会带来很大的震动。但就像是地壳应力一样,它是潜伏着的。各种各样不同的因素交叠在一起,互相作用,会在不太容易预测的地方引起震动。而互联网、微博、微信,会使得信息的交流加速、集聚,乃至按照一定的目的产生放大和扭曲。在某些人、某种特定意图的支配下,社会不安会被利用来指向一定的目标。

 

我每天都看网上的信息,我想了解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,特别是有些社会地位不很高的人,他们在想些什么。一直有人在肯定文化大革命,这两天又有人纪念江青,歌颂江青。这些东西,实际上是有意识的,是有其目标指向的。

 

它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社会分化造成的不安。我不是说要把这两个东西等同起来,但单纯的不满、失落与不安,与某种有意识的目标指向联系起来,就会形成令社会动荡不宁的势态;在某种特殊情况下,这些不安的动能非常大。

 

过去有一句话叫做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其实还有“挟民意以令天下”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意识到那种危险性?比如前几年的重庆,我是非常仔细地一步一地看着,整个过程表达出一种哄抬“领袖”的倾向,其实是越来越强烈。没有造成大乱子,或许只是运气。

 

2010年我写过一篇文章,借古喻今地暗示那个人不会很长久。我用了一个词,就是“志大其量”。志向大导致行动的动力很强,器量小导致周旋的空间很小,这种人以中国古代的政治经验来看,必败无疑。

 

但假如这个人不是那样的呢?假如他的才具足够高会如何?我真正想说的是,当某种政治意图跟社会分化带来的不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,包含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。

   

对财富的暧昧

 

实际上我们讨论财富问题的时候,不能不考虑社会财富的集聚、分配背后所包含的社会问题。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分化所带来的矛盾,这是一个大问题,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。我想说的一点,是解决这种矛盾存在一个困难,就是长期以来,我们对财富集聚与社会分化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暧昧的,几乎是有意识地不去说它。

 

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事,我们的统计数字会说民营企业作为一种经济单元的贡献:它雇佣了多少工人,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,这个肯定了民营企业的作用。但运作民营企业那些富人,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呢?一个人合理的获得财富的过程,其实就是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过程,但我们很少说这个东西。一直很暧昧。

 

这种暧昧的原因,我想主要是两个。一个与我们很长期的意识形态的习惯有关。因为我们的党过去是一个革命的政党,打土豪分田地,是动员大众的一种手段,革命由此获得力量。很多地方我们跟梁山好汉的东西,不能说全相同,但确有可以呼应的地方。

 

中国古代当然也有孔子所说的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、老子所说的“损有余而奉不足”这样一些道理,但其实也有人注意到富人对社会贡献的问题。我在写《中国文学史》的时候,引了一段袁枚的话,这个话过去很少有人引用,大意是真正贤明的统治者,力求使穷人变成富人,而愚蠢的统治者,老是想把富人变成穷人。 

 

还有一句话更有意思,他说:“富民者,贫民之母也。”富人,是给穷人带来生机的。我不敢说这个话完全对,只是说这个话值得思考。富人在合理地获取财富的过程里面,是不是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呢?如果是的,应该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吧。

 

东西方文化里,都有把平均主义作为人类理想来看待的现象,因而容易把富人和不道德联系在一起,所谓富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,诸如此类。但究竟应该怎看呢?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暧昧地对待。

   

财富的合理性

 

暧昧还跟一个社会问题有关。我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,对于富人致富的合理性,是不是能够充分地说明?换句话说,我们的社会机制,能否保证所有成员在机会分配上较为均等,因而财富分配上的差别,主要是由人的不同能力在竞争中形成的?如果不能够,自然会暧昧——你要我说,我说不清嘛。

 

有一位领导人的闺女,说到自己的成功的时候,她说,我除了能力以外的资源就是零,也就是说她获得成功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。这个话说得很爽,很硬,很漂亮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榜样,应该告诉人民,她虽然有显赫的家世,但她从来没有从这个显赫的家世中得到任何的帮助。

 

只是,没有人出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。相反,我们更多看到另外的东西,譬如最近一些日子里我们看到的是周滨的那个巨大的财富王国,惊人的敛财手段。

 

历史不止一次也不止十次地证明了平均主义不是办法,社会分化是不可避免的。但人人都爱财,孔子也说“君子爱财”,那么财富分配的不均,需要给出合理的说明。

 

富人之富,需要令人信服地证明完全出于自己的能力,而贫者之贫,也需要证明这主要源于其自身的因素:比如说他体残、智力不够、能力有限,或者因为懒散、不够努力——我既然懒散了,这已经是一种享受,我还要那么多的钱干吗?当然,一个社会还要有它的保障机制,在社会分层情况下,那些贫困者因此能够得到基本的和必要的保障。

 

我说到两个因素,一是意识形态的传统,一是富裕本身的合理性不能很阳光地得到证明,导致财富集聚与社会分化上的暧昧的态度。社会在分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大的相对贫困阶层,而这个阶层中的人们,一方面习惯于将富人与不道德联系在一起,把仇富视为正义,一方面不能够从自身原因解释其贫困或者说没能发财,想要消除社会的不安恐怕真是无计可施。

 

我说的意思归根到底,就是在财富问题上,不能一直用着暧昧的态度去对待。